近年来，国内企业界同仁对儒学和阳明学的探究热情逐渐升温，本刊在2004年12月曾以《儒商的精神》为题刊登了对新儒家代表人物、阳明学研究者杜维明教授的专访。在那次专访中，杜维明教授认为，企业管理制度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哲学理念，商业领袖人物必须在本企业的管理之外，思考背后的文化认同和心灵积习。
时隔八年之后，本刊副主编柯恩再次拜访杜维明教授，探寻阳明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期冀激发商界同好对阳明学进一步探讨研究，将阳明学的源头活水引入现代商业管理，助力规划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杜维明教授指出，我们若把传统当做封建遗毒，把它庸俗化、肤浅化，最后抛弃了之，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那么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也一定是肤浅的、 功利的、不加选择的囫囵吞枣。反之，我们如果能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做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照察，我们也就能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乃至它的精神 动源做深入的引进。
王阳明是儒学传统中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对一代又一代东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世纪到17世 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在日本，阳明学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久间象山等杰出的思想家进行解说，被看做日本思想的一个重要传 统。阳明思想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和日本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孙中山的行动学说、熊十力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都多少受了阳明思想方式的影响。
阳明提出著名的“致良知”学说。这种学说是从他的知行合一论衍生出来的，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他重视立志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修身对典籍做切身的理 解比读书更重要。他本人重身教而不只是言教，为自己的新学说提供了一个示范。在他的影响之下，孔孟之道不再被看做只有读书人才能走的路，而是生命之学。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做贡献同德国的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一样深刻。他既有思想创新，又能把新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治理上。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有王阳明一人。
杜维明教授认为，王阳明有个“拔本塞源论”，其中一段讨论明代社会当时所碰到的困难，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社会的动力极大，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但是如果按照医学的讲法，我们现在的气不是很顺，如果调理得不好的话，很多动力会变成暴戾之气。另外，在商业大潮之下，物质主义盛行，比较肤浅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太强，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年轻人的理想性不够，特立独行之士不多。而阳明心学就相当于我们的强心针。中国社会极为需要阳明学，特别是两个方面：一是“知行合一”，另外一个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种人类宇宙综合体的思维，也可以称为“天人合一”。
学习阳明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看阳明自己说怎么学。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勤学，第三是改过，第四就是责善。从一开始，年轻人就要立志做第一等人，而不要受到考 试文化的影响或者其他社会风俗的影响，做一个凡俗的、安于现状之人。年轻人必须立志做有独立人格、能够站起来的人。有了这样的志向之后，开始学做人，也就 是学圣贤，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改过，然后找到朋友互相勉励，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